01结婚人数，继续创新低了
11月1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披露了一组结婚数据：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对数474.7万对，离婚对数196.7万对。

 

 

474.7万对结婚登记数，较去年同期的569万对，减少了94.3万对。
当然，考虑到2023年出现了补偿性结婚，与去年对比，似乎不够严谨。
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许多情侣选择推迟婚期，导致2023年出现了补偿性结婚潮，最终2023年结婚对数出现了增加。
所以，我们不妨与之前持续减少的年份做下对比，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对数588.6万对，2021年同期588.6万对，2020年同期为589.42万对。
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到，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的结婚对数，继续创近年来新低。
之所以用“继续”二字，是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经创下了近年来新低纪录。
今年上半年343万对结婚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9.8万对，创下近年新低，仅为2014年同期694万对的一半左右。
从历年数据来看，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结婚人数不断攀高，2008年冲破了1000万对，2013年创历史新高，当年结婚对数1346.9万对，之后一路下滑。
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2年跌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只有683.5万对。
去年768万对，相比于2022年增加了104.5万对，但仍是过去23年来第三低。

 

 

今年的数据告诉我们，在去年出现补偿性结婚潮之后，仅维持了短暂的一年，很快就褪去了。
而且，从趋势来看，今年年末的结婚对数，很可能创下新世纪以来新低。
而且，从结婚对数来看，我们的新生儿人数，也会继续创下历史新低。
02结婚人数与新生儿人数，互为因果
结婚人数不断降低背后，有诸多因素，比如成本因素、时间因素，还有人口结构因素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之前对年轻人晚婚甚至不婚的理由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房价等是制约年轻人结婚的关键因素。

 

 

第一，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制约。
彩礼高昂，都忙着工作无暇谈婚论嫁，是导致结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房价、高租金以及生活成本的高昂，都制约着当下的年轻人对结婚望而生畏。
尤其是在当下的大环境中，很多年轻人养活自己都够呛，哪还有钱去结婚生子。
第二，婚恋观念转变。
随着物质文明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便越发强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认知提升，更多的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在思想上得以解放，有了自主结婚、生育计划。
人生说长且短，在认知提升之下，很多人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成年人，这里面没有对与错，没有是与非。
我身边就有不少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不愿将就，宁缺毋滥，所以一直拖着，年复一年，成了大龄剩男剩女。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不断下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欧洲、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无不如此。
从数据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根据世界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当下出生率最低的10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富裕地区。而出生人口率最高的十个，无一不是仍在追逐物质文明的非洲。

 

 

这种因素，对于中国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人口结构也是重要因素。
一方面，从2013年以来，我们的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适龄结婚人数不断下降。
为了方便看数据，我们不妨仍以202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各年龄段数据可以看到，当下的主力结婚人数90后，比80后少了5637万人。

 

 

00后目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00后的人数比90后又少了885万人。这意味着，我们的结婚人数未来还会继续下降。
结婚人数继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必定会跟随下降，新生儿人数下降，又会导致将来的适龄结婚人数下降，两者互为因果，形成一个解不开的结。
另一方面，男女人数严重失调。

 

 

 

 

表面上看，男性比例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占比81.96%降至2022年的51.15%，去年进一步降至51.1%。
但男性与女性人数之差在逐年扩大。
新中国成立时期，男性比女性人数多2123万人，2006年差值达到了4008万，之后略有缩小，到2023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人。
进一步细化来看，当下结婚主力军的90后，仍以2020年数据来看，90后中男性8783.83万人，女性7895.07万人，男性比女性多888.32万人。
男女人数的差值扩大，也是导致结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新三座大山压力所致。
对于日本、欧洲、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富裕地区来说，不愿生结婚、不愿生娃的原因，主要是年轻人更加追求自由、追求精神生活，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尚未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上流阶层的生育低欲望，理由与富裕地区雷同，但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根由是新的三座大山，也即住房、教育、医疗。
育娲人口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平均养娃到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6.9倍，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
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养娃成本可能不是最大，但压力绝对是全球前列，毕竟韩国虽然成本最大，但收入比我们高很多。

 

 

分省市来看，养娃压力最大的是甘肃，养大一个娃到17岁，需要耗费一个家庭16.2年收入，相当于每年的家庭收入都投入到孩子身上了。

 

 

三座大山，让年轻人对结婚和生育望而却步。结不起婚生不起娃，是导致结婚率与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尽管目前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三座大山。
比如针对教育减负从2021年开始的“双减”行动。
针对住房压力展开的二次房改，也即对未来住房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包括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公共租赁住房，针对新市民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共有产权住房，为买不起商品房的家庭托底住房。
针对医疗压力，去年大规模展开了医疗反腐行动，但今年似乎又不了了之了。
教育、住房、医疗三座大山，压在民众肩头，让大家苦不堪言。最关键的是，它们已经压得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子。
针对新三座大山给年轻人的压力展开的整顿行动，能否奏效，尚不可知，而且所需要花费的周期也不可知。
因此，从短中期来看，我们的结婚率和出生人数仍很难止跌，这对经济、教育、楼市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03会带来什么影响
人口下降，结婚人数下降、新生儿人数不断下降，会带来一系列综合反应，比如老龄化问题、教育问题、城市格局洗牌问题，还有楼市问题等等。
第一，养老压力问题。
2023年年末，60岁以上人口规模2.97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21.1%，相较于2022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65岁以上人口规模达到2167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5.4%，较2021年增加了0.5个百分点。

 

 

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率非常严重，2022年户籍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8.8%。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18.7%。

 

 

随着老龄化加重，老年人抚养比压力越来越大。
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2020年底出版发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预测，养老保险将从2019年的2.65个人养活1个人，降低到2050年的1.03个人养活1个人。
面对日益扩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官方已经采取了多条措施。
这些年不断出台的鼓励生育措施，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延迟退休也在路上，官方多次明确提到：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此外，还推出了个人养老金制度，2022年11月，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实施。
第二，城市与乡村大洗牌。
人口减少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大洗牌。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见顶于1995年，当年农村人口85947万人。到2023年，农村人口只剩下47700万人。这4.77亿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批在外打工，并未待在农村。
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农村人口大举进城，很多人在城里安家落户，没能落户的，也都在城市讨生活，或者在县城安家落户。
别看过年期间农村一片热闹景象，平时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片阒静。农田荒芜，从前的万家灯火已经变成了只听蛙声不见人语。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合并模式，将两个乃至几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村合并为一个村。
早在2017年，新华网等多家官方媒体就披露过一组数据，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如今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这种消失速度必然会加快。而且，还会有不少小县城消失。
2020年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2000多个县域单位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县（市）有80多个。

 

 

在人口减少叠加机关单位编制精简的大背景下，袖珍型的小县城难免被合并重组。
第三，学校关停方面。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
2023年减少了1.48万所。
小学数量的影响，东北已经开始，下一波会是中部、西部和东部。
小学在校生数量上，东北出现了明显的学生荒。
黑龙江小学在校生人口2012年有186.8万，2023年跌至106万人，十二年减少了80.8万。辽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12的213万减少至2023年的199.4万，十二年减少13.6万。吉林过去十二年小学生人数减少了32.87万。
东北三省过去十二年小学生合计减少了127.27万人。

 

 

小学生荒之下，便是小学大面积关停。
财新网最新的封面报道显示，人口率先收缩、学生荒率先出现的东北地区，小学关停情况如下：
2013年至2022年十年间，黑龙江消失了近六成、合计1900余所小学；吉林消失了近五成、合计2600余所小学；辽宁也消失了2200余所小学，降幅近一半。
下一波学生荒会深入到中部、西部，最后蔓延至全国。
中部江西，不仅幼儿园、小学人数在减少，初中生人数都开始减少了。
江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幼儿园在园人数于2020年见顶，当年为170万人，去年降至132.4万人。

 

 

江西统计局披露的小学生数据来看，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在校生人数，这几年一直都在减少。

 

 

此外，江西省的初中在校生2021年也开始减少。2020年江西省初中在校生220.4万人，2021年减少至216.4万人，2022年减少至208.4万人，2023年减少至208.1万人。

 

 

而且，后续影响会进入初中、高中乃至大学。

 

 

第四，施压楼市。
在之前分析当下救市无法改变楼市趋势的文章中，我列出了当下的六个不同，包括市场环境不同、需求不同、心态不同、杠杆率不同、宏观大环境不同、人口趋势不同。
房地产有句行话，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
人口是楼市的底座，是需求的源泉，当人口不断下降之时，增量需求会逐渐枯竭，改善需求成为主流，再加上当下供大于求的市场，会对楼市形成一个叠加利空效应。
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
分省市来看，人口减少的省市自治区已经从2022年的13个，增加至去年的20个。

 

 

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终结。
本号之前梳理过内地27个省与自治区2023年人口变化，得出的结论是：
1，内地27个省与自治区中，一半以上城市人口在减少的有18个，其中黑龙江全线减少，山西、湖南、甘肃人口减少城市占比都在90%以上，它们除了省会，没有人口增长的城市。其余人口减少过半的地区，也只是略好一些。
2，人口减少，基本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去年人口减少的176个城市，除了重庆、烟台两个重点城市外，其余都是普通的三四线。
这也是本号为何一直在强调，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楼市终将鹤岗化。
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产业羸弱、经济疲软、人口流失、库存高企，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会“鹤岗化”，不可阻挡。
你以为人口减少，只会影响三四线城市？事实上，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已经延伸到了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的幼儿园人数均见顶于2021年，已经二连降。
北京2021年至2023年，幼儿园人数减少了5.2万人。上海减少了7.6万人。广州减少了3.5万人。深圳减少了4.3万人。

 

 

小学生人数，到2023年末仍在增加。

 

 

然而，这种画风进入2024年陡变。
不久前，财新网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文章《再探学区房成色》，其中披露了一组关键数据：
广州传统教育强区越秀区，2024年9月，区内公办小学一年级共计招生351个班，同比减少74个；中心城区天河区公办小学一年级共计招生408个班，同比减少53个。
其实，早在今年5月份，广州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就披露了广州各区今年计划招生班数或人数情况详情。
白云区的公办小学增加了25个班的招生，但民办小学减少了15个班招生。花都区公办小学增加了865人，但民办小学减少了904人。
其余9区，无论公办还是民办计划招生班数/人数均在下降。
招生班数减少得最多的区集中广州核心区。越秀区公办和民办小学共减少了77个班。其次是海珠区和荔湾区，分别减少了68个班、64个班。天河区紧随其后，减少了62个班。
黄埔公办民办合计减少了60个班，番禺减少了42个班。

 

 

 

 

北京方面也出现了。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北京市海淀区2023年达到新生入学高峰。今年，海淀区小学入学人数相比去年回落，预计约3.4万人，减少约17%。2023年北京市西城区小学入学人数迎来“史上最高”，创纪录地达到近2.5万人。今年亦有所回落，预计约2万人，减少约20%。
所以说，人口大趋势之下，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以上只是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的一角而已。
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的综合问题，它牵涉到经济、就业、生育、教育乃至产业结构与制度设计。
它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各种顶层设计的制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世界格局之变、发展机遇之变、思维方式之变，还有人口之变。
见证这一历史节点的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